【為什麽發快遞要集運到香港】 【為什麽發快遞要集運到香港】 
【為什麽發快遞要集運到香港】 
展望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與台灣的角色
//www.CRNTT.com   2021-03-17 00:13:06


 
  至於軍力方面,美國目前仍是世界頭號軍事強權。根據美國國防部於2020年9月1日公布的《2020年中國軍力報告》,中國目前的核彈頭約200枚,與美國的核武力量差距甚大,但未來10年可望倍增至400枚,並可對美國本土形成威脅;然而中國在建造船艦、常規導彈數量,以及綜合防空系統這三方面,目前實力已經超過美國。

  在“軟實力”方面,特朗普熱衷單邊主義,其唯利是圖、特異獨行的作風,破壞了美國作為民主捍衛者的傳統角色。尤其是國會大廈爆發的一場衝突,舉世震驚,也讓美國大傷筋骨。連當年提出“歷史終結論”的著名學者福山(Francis Fukuyama),也不得不承認他已轉變想法,認為“現代自由民主是有可能衰敗或倒退的”。

  拜登想要“撥亂反正”,首先須提升美國自身的競爭能力。所謂“外交是內政的延長”,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(Jake Sullivan)則強調“內政即外交”,即必須先安內再攘外,纍積實施對外政策的本錢。所以,拜登把抗疫、提振經濟和彌合社會分裂,作為施政優先課題。美中關係當然重要,但就如蘇利文所說,美國應“少關注怎麼讓中國減速,多關注怎麼讓自己跑得更快”。拜登政府希望能站在強勢的地位上,開展與中國的競合關係。

  其次,拜登希望結合盟國的力量,集體遏制中國。拜登當選後首次接受《紐約時報》專訪時表示,“在處理中美關係問題時,最好的策略就是先和盟邦們‘站在同一陣線’,先跟盟友達成一致立場,再做下一步行動。”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艾默森(Donald Emmerson)以“美國共同”(America Together)取代“美國優先”(America First)字眼,來區別拜登與特朗普的不同政策。

  特朗普任內採“退群”行動,並且“在商言商”,在防衛支出上錙銖必較,引起美在歐亞地區盟國的不滿。而拜登則主張多邊主義,希望運用多邊外交,重建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,恢復盟國對美國的信任和信心。

  特朗普的外交取向曾被形容帶有“孤立主義”(Isolationism)的色彩,而孤立主義的對外政策在美國行之近百年。史家認為若不是德國在1917年春天發動“無限制潛艇戰爭”,日本在1941年12月“偷襲珍珠港”,美國或許不會放棄“孤立主義”並捲入兩次世界大戰。但戰爭之後,美國就想運用國際組織搞集體安全,“國際聯盟”和“聯合國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。

  以美國國內目前的政經情勢,拜登很難在短期內振衰起弊,讓美國恢復元氣;以對抗“中國威脅”為由,構建“制中”聯盟體系也非易事。因為集體安全的有效性,是建立在成員對敵人的共同認知上。而美國的歐亞盟國現在都和中國有密切的經貿往來,如果它們追隨美國共同遏制中國,則必須在安全和經濟利益之間做出選擇。

  在拜登有效提升本身競爭能力和強化與盟國關係之前,“戰略收縮”成為美國智庫提供給政府在過渡期間的一個對中政策選擇。

  美國“蘭德公司”(Rand Corp.)2021年1 月22日發表了一份題為“實施克制”(Implementing Restraint)的戰略研究報告。報告認為美國面對國內問題挑戰,已對政府預算產生排擠作用,必須重新檢討影響國家安全支出的政策選擇。報告雖認同中國仍是美國最大的潛在威脅,但建議美國必須減緩軍事駐與、重新協商或終止一些現存的安全承諾、以合作方式解決與其他大國的利益衝突,並為使用美國軍力設下一個較高的門檻。

  這份報告自稱是代表美國戰略學界的“非主流”看法。我不認為美國會在與中共的長期戰略競爭中“自廢武功”,但“藍德”擁有美國軍方背景,報告至少反映了拜登政府現在對中政策面臨的困境。值得注意的是,美國另一著名智庫“布魯金斯學會”〈Brookings Institution〉於1月25日發表的另一份報告,建議拜登政府放棄單方面阻礙中國崛起的想法,認為美國增加國防預算的可能性不大,所以應把美國在亞洲安全上的重點,從追求“主導”地位,轉向保持“阻絕”(denial)能力。

  上述兩篇研究報告都從現實主義出發,意味美國已無力扮演“世界警察”的角色。如果拜登未來對中國採取“戰略收縮”,我認為那是戰術性的退卻,即列寧說的“退一步,進兩步”。美國不會放棄遏制中國崛起的長期戰略目標。

  拜登是當年參與制定“台灣關係法”的國會議員中,目前僅存的一位。他和過去服務於歐巴馬政府的現任國安幕僚,都有處理“台灣問題”的經驗。拜登政府將持續“一中政策”,並以“一法”〈《台灣關係法》〉、“三公報”(《上海公報》、《建交公報》與《八一七公報》)和“六項保証”,處理台美關係。對於特朗普執政時期通過的系列“挺台”法案,拜登會以個案審議的方式彈性處理。

  至於眾所關注的美國出兵協防台灣的問題,拜登會以“戰略模糊”來進行“雙重威懾”,即保持美國的行動自由,以避免造成兩岸誤判,達成威懾大陸不輕率對台動武,以及威懾台灣不嘗試走“法理台獨”的路線。

  坎貝爾1月8日表達他對美國兩岸政策的看法,盼兩岸緊張情勢趨緩,並能恢復某種程度的對話;但坎貝爾直言這超出美國能力範圍,且“球在北京那方”。特朗普政府“反中”,不會樂見台灣與大陸對話。坎貝爾鼓勵兩岸對話,衹是恢復美國的一貫立埸,即希望維持兩岸“分而不獨,和而不統”的現狀。

  四、台灣的角色

  台灣擁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,無論從區域安全或強權政治的角度看,中美都有不能“失去台灣”的壓力。尤其對中共而言,“台灣問題”更涉及民族利益和中共統治的“正當性”。因此,台灣的角色一直受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的影響。“兩大之間難為小”,台灣因戰略地位獲取安全保障,也因“懷璧其罪”,而有可能落至“人為刀俎,我為魚肉”的下場。

  從過去台美中三邊關係的發展看,台灣的困境是:⑴當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緊張時,台灣被迫倒向美國,但基於安全需求,台灣須避免成為美國對抗中共的“棋子”;⑵當中美關係緩和、兩岸關係緊張時,台灣須避免成為中美眼裡的“麻煩製造者”;⑶當中美關係、兩岸關係皆緩和時,台灣的安全最具保障,因為台灣不必選邊站,擁有較大的活動空間;⑷至於在中美關係緊張、兩岸關係緩和的情況下,台灣應扮演什麼角色?這是一個假設性問題,但有創造性的想像空間。

  無論如何,台灣須對拜登上任後的中美競合關係有所因應。我認為消極的是避免成為“棋子”或“麻煩製造者”;積極的是要搭上中美合作的順風車。

  中美關係現正處於相互探索、相互磨合的戰略空窗期。台灣今年沒有選舉,中美內部都有要務待辦,所以應是嘗試打開兩岸復談之門的好機會。蔡英文年前在國安高層會上,再度提出兩岸對話的訴求,對岸國台辦也以重申“九二共識”的前提做出回應,看來雙方的隔空喊話還是沒有交集,因此復談的可能性不大。

  其實,“九二共識”的文字表述不是問題,關鍵是民共之間存在嚴重的“戰略互疑”。台灣疑慮對岸以“軟硬兩手”來緊縮台灣的生存空間,並在“和平統一”的條件尚未成熟之前,就會對台進行“武統”;對岸則疑慮台灣“聯美制中”,以修憲推進“法理台獨”,或以“去中國化”搞“漸近式台獨”。

  我認為“談判代替對抗”,是處理兩岸關係的最佳途徑。對抗不利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,且讓外力有坐收“漁人之利”、藉機炒作“台灣問題”的空間。談判需要營造和解的氣氛,我一再強調,“損人不利己的話不說,既害人又害己的事不做。”如果兩岸任何一方不願就此相向而行,甚至還刻意逆勢操作,結果就會迫使對方“丟掉幻想,準備鬥爭”,沒有其他的政策選擇餘地。

 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說“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”。受疫情影響,我們正目睹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,以及世界地緣政治板塊的移動。兩岸應有新的思維,來處理變動中的兩岸關係。我始終認為,衹要著眼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,兩岸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談的;以兩岸中國人的智慧,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解決的。

  (全文刊載於《中國評論》月刊2021年3月號,總第279期)


 【為什麽發快遞要集運到香港】


掃描二維碼訪問中評網移動版 【為什麽發快遞要集運到香港】 【為什麽發快遞要集運到香港】 掃描二維碼訪問中評社微信  

 相關新聞: